日前，湖北市民陈女士使用代驾服务，5公里行程竟收费70元，事后发现自己可能遭遇了“黑代驾”。此话题迅速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带来人们对代驾行业规范的关注。“黑代驾”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如何促进代驾行业良性规范发展，保障从业人员权益？《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难以分辨的“黑代驾”

  随着醉驾入刑及互联网代驾行业迅速发展，酒后找代驾成为不少市民的安心选择。与此同时，类似湖北陈女士遭遇“黑代驾”宰客的“不安心”也并非个例。

  3月20日凌晨0点40分，记者在北京簋街一家餐馆门口看到有几名穿着不同平台马甲的代驾正在等活儿，他们并非等候系统派单，而是看到有客人便迎上去询问是否需要代驾服务。其中一名代驾看到记者略有迟疑，便主动出示了工作证件，并表示“可以走平台报单计价，也可以一口价120元”，当记者指出此行程在平台上的预估费为98元时，对方表示，“预估费与实际费用有出入，像您到北五环按平台打表计价最终大概在130元左右”。

  老家河北沧州的代驾平台司机李北不赞同这个说法，“这是蒙您呢，一般预估费和实际费用出入也不超过20元。”他告诉记者，在餐馆、酒吧、KTV等地点都有固定的“黑代驾”，专门在午夜接私单，因为挣得多，无论去哪都是200元起步。“基本都和店里的员工有合作关系，每单给他们分提成，甚至不让我们平台的司机靠近，只能远远地等着。”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顾客为图方便，省去在平台下单并等待的麻烦，更愿意找街边随时待命的代驾。此外，有不少非正规代驾也穿有代驾平台的统一着装，一般顾客很难分辨真假。而这样的代驾装备在电商平台很容易买到，还可以定制logo(图标)，有买家评论表示收到的马甲和尾箱垫与公司的一模一样，logo颜色甚至边条纽扣都一样。

  派单少、抽成高，绕过平台接“私单”

  “今天一共才接了4单，而且都是38元起步价，没挣什么钱。”3月21日晚上8点，北京安定门一家饭店门口，代驾平台司机山西人刘师傅向同伴抱怨道。

  记者了解到，平台会根据距离优先派单，因此刘师傅们常常守在饭店聚集的街道。此外，派单率还和代驾司机的等级挂钩，李北所在的平台共分为5个级别，级别越高，派单优先权就越高。能否升级，则要综合司机的贡献值(跑单量)、活跃值(在线时长)、好评值。有时候为了保证贡献值，李北需要用自己另一个手机下单再自己接单，骑电动车走完一公里左右即可完成订单。而平台并不反对这样的“刷单”行为，“因为每一单平台都会从中抽取25%的提成，当然希望订单越多越好。”李北说。

  派单少、抽成高，也让不少代驾平台司机都有绕过平台接“私单”的经历，而“私单”也会多收一点费用，“比如80元的单子管顾客要100元”。有代驾司机如是说。刘师傅坦言自己也走过“私单”，尤其是赶上恶劣天气，“前段时间北京寒潮来袭，顾客在平台很难下单成功，因为很多平台司机都不上线，而是跑到饭店门口自行接单，基本都是一口价”。

  李北还透露了一个情况，不少所谓的“黑代驾”原来都是平台的代驾司机，发生违章、事故、被顾客投诉等情况都会受到平台处罚甚至被永久屏蔽，这些无法在平台接单的代驾就只能接私单。

  行业难规范，谁来保障代驾司机权益？

  晚上8点到次日清晨6点是李北每天的工作时间，3年前从兼职转为全职代驾，几乎从未休息过，每月能挣一万多元的他很知足，“我来自农村，没什么学历，能挣这么多钱已经很好了。如果没有平台，全靠趴活是很难的，有时甚至一天都不开单，还面临和顾客价钱谈不拢、产生冲突的风险。”和李北一样的人不在少数，据滴滴发布的2020代驾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该代驾平台上47.8%是家庭唯一就业人员，70.6%是进城务工人员。

  与此同时，代驾司机们依赖于平台所带来的可观收入，也不得不忍受平台设定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不少司机表示，平台无故扣除司机服务费，即使是因客户自身原因被投诉也要面临处罚，且申诉过程十分繁琐，成功率极低。

  对此，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目前对于代驾行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网络代驾平台制定违约责任性质处罚的相关规则，原则上讲，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消费者和代驾人员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在平台与司机的协议中，平台有权对代驾服务进行质量监控，但不对代驾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或争议承担责任，这也引发了另一争议：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是何种劳动关系？司机的权益又该谁来保障？

  李北告诉记者，虽然每一单的抽成中都包含了一份保险，但是很少有人会通过平台进行理赔，“一两千元的赔偿我们就会自己处理，一旦通过平台理赔，就会被关闭账号，半个月不能接单十分不合算。”同时，他也担心自己的社保问题，“现在只能自己交社保，如果平台能给交一部分就好了，哪怕是扣点钱呢？”

  2015年全国首例涉代驾软件事故案的判定结果是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是雇佣关系。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肖竹看来，“无论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用工主体都应当对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提供保障。根据‘谁收益、谁负责’这一基本原理，平台要对劳动者承担底线性的权益保障。此外，相关部门需提高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视，处理好短期就业弹性与长期就业安全、社会稳定的关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研究员曹荣则建议，要从政策层面上明确代驾市场监管主体，明晰平台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相关平台企业准入和退出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同时也要畅通从业者利益诉求的渠道。

（编辑：鸣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