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灵活就业因工时长、收入不稳定、大部分未进入社保，导致就业问题突出，应高度重视。

  传统意义上的“打零工”只是灵活就业的一种。曾湘泉介绍，灵活就业通常是指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等方面，不同于传统正规或标准雇佣方式的企业就业形式的总和。比如，自营就业、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独立就业、承包就业等。互联网数字技术平台创造了大量不同于传统就业的工作形态，比如泛娱乐的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网络文学平台等，平台型就业是这类就业的最大特征。

  美团副总裁来有为介绍，在美团，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分布的前十大领域是付费自习室、室内萌宠互动、汉服体验馆、植发、甲醛检测、蹦床、轻医美、民宿、密室、生鲜零售。新业态催生了种类繁多的新职业，比如宠物烘焙师、密室设计师、汉服造型师、植发医生、奶茶试喝员、外卖运营师、收纳师、创客指导师等。

  滴滴出行副总裁胡成说，滴滴2020年2月1日至9月30日新注册司机超过150万人，相当于5000家300人规模的小型企业。调研显示，疫情后新增司机约23%受疫情影响而加入。据统计，63.7%的网约车司机将滴滴平台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平均年龄为37岁，四成以上来自传统服务业，超过一半是家中主要就业人员，七成以上有负债，八成以上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

  相比之下，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更为年轻。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新服务研究中心高级专家张程介绍，饿了么骑手平均年龄是31岁，其中90后骑手占比达47%，95后骑手增长最快。饿了么平台上超过20%的服务业从业者，其家庭收入全部来自骑手工作所得。

  “在校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接单送外卖，正在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张程说，疫情发生以来，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骑手更趋年轻化。2020年以来，00后骑手同比增长了两倍，00后兼职骑手中有七成是在校大学生。“跟美团、滴滴的研究类似，我们也发现年轻人喜欢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作时间灵活自由”。

  在2020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建议加快灵活就业立法进程。她认为，虽然灵活就业的概念在政府文件中已出现约20年，却至今未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监管范围，劳动规范、劳动保障无法可依，因而也成为劳动纠纷的高发区。在保就业的要求下，灵活就业从业者享有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凸显，需要加快行动，推进立法，建立保障。

  曾湘泉表示，迄今为止，就业统计以及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将数字平台就业纳入其中。比如，劳动合同法仅对劳务派遣这一特殊的灵活就业方式设定了一些条款，就业促进法甚至未提及灵活就业这个概念。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指出，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曾湘泉认为，未来相当多的专业人才，比如咨询师、设计师、教师、医生等，都可能选择灵活就业，因为在这种模式下，自由程度、收入水平、满意度和幸福感都可能更高。

  以服务求职者灵活就业、企业灵活用工为主要业务的人瑞人才创始人兼CEO张建国表示，灵活就业的概念还比较混乱，尤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事情处于模糊地带，“但灵活用工的模式，发展是必然的，直接牵涉多方利益，包括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所以未来的规范化也是必然的”。

  曾湘泉建议将灵活就业纳入立法内容或计划，至少在就业促进法中增加有关灵活就业的条款，地方政府也可考虑推出一些灵活就业的管理条例。从长期来看，灵活就业健康发展，还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测量和法律法规等层面进行探讨，包括如何与国际就业标准接轨等。他还表示，未来需要探索平台经济如何完善灵活就业的新举措，包括平台企业与员工的收入分享，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解决思路等，各方应共同努力。

（编辑：映雪）